2016年海子祭日时，北京有一群年轻人专门跑到山海关纪念海子，我跟去报道。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在枕木上朗诵海子的诗，期待从中寻找到精神出路。那时我才知道海子跟我是老乡，他去世这么多年来，全国各地的人仍在纪念他。

2018年我从媒体辞职后，回到安庆老家，便想去海子故居看看。我在那见到海子母亲操彩竹，84岁，小小的个子，笑容和蔼。我们聊天时，她主动对我读起儿子的诗并以自己的方式 解读，我被她打动。

诗人海子来自农村，他的父母都是农民，海子故居与海子母亲的存在都是中国文人崇拜及当代旅游中极其典型的现象，但通常很难遇到去世名人的母亲仍居住在故居地，接待一茬又一茬来自远方的游客，这对于母亲来说，是沉痛不断被提起的过程，我好奇这样的母亲在经历了三十多年后是怎么处理去世儿子与自己的生活的。我试图想去理解她，就如同想去理解我的父母，去抵达某种对话的可能。

我当时正在拍摄一部关于我和我家庭的电影。于是频繁回家，拍摄一周或半个月。由于我从小喜欢故事，读小说和看电影，工作期间，我便开始创作诗歌和行为艺术，同时接触到很多优秀的独立纪录片和导演，我对电影有了新的期待。于是2018年8月，我决定裸辞并且不租房，当一名独立创作者。这令我的父母很生气。连续几个月没有收入的我，跟父母之间的争吵也变得越来越多，我无法跟他们解释我正在做的，他们也无法理解我的行为。

海子15岁考上北大，离开家，在大学开始写诗，他去世时26岁，跟当时的我一般大。海子的母亲在海子去世之前从未看过海子的诗，甚至不知道“海子”就是儿子“查海生”。当我看到海子的母亲在我面前读海子的诗并用自己的方式解读时，我被打动了。我想到，我的父母大概永远也不会读我的诗，他们也无法理解。我们之间如同有一座厚厚的墙，它很坚固，似乎不会消失。

我被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围绕着。我感到自己必须拍摄下海子的母亲和她所生活的“海子故居”。

拍摄过程中，作为电影作者、诗歌创作者和前媒体记者，我的身份处于流动的变化中。大部分时间我只是客观记录下诗人母亲的生活，但当我介入到这个空间越来越多时，我作为前媒体记者的本能冒出来，基于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物质却忽视精神建造的基础，我对操彩竹进行观察的同时，也在观察着发生在她周围的一切，那些怀有不同身份和目的从各地来此朝拜的人，借着海子的名气开发当地文化旅游的政府和媒体，一边怀念着诗人一边在海子文化园内工作的诗人的家人。这些东西都极大的吸引我，将我带入更大的思考语境内，引发我对诗人母亲和这个空间更多层次的思考。

最初我考虑过用文字写一篇文章来记录我对那个空间的感受，但我发现文本信息难以传达当时我想做的。而影像这个媒介刚好合适，它可以直接把我看到的场景呈现在观者面前。于是后来，我又连续几次回到这里，从2018年11月开始记录，现在处于剪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