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海子祭日時，北京有一羣年輕人專門跑到山海關紀念海子，我跟去報道。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在枕木上朗誦海子的詩，期待從中尋找到精神出路。那時我才知道海子跟我是老鄉，他去世這麼多年來，全國各地的人仍在紀念他。 2018年我從媒體辭職後，回到安慶老家，便想去海子故居看看。我在那見到海子母親操彩竹，84歲，小小的個子，笑容和藹。我們聊天時，她主動對我讀起兒子的詩並以自己的方式 解讀，我被她打動。 詩人海子來自農村，他的父母都是農民，海子故居與海子母親的存在都是中國文人崇拜及當代旅遊中極其典型的現象，但通常很難遇到去世名人的母親仍居住在故居地，接待一茬又一茬來自遠方的遊客，這對於母親來說，是沉痛不斷被提起的過程，我好奇這樣的母親在經歷了三十多年後是怎麼處理去世兒子與自己的生活的。我試圖想去理解她，就如同想去理解我的父母，去抵達某種對話的可能。 我當時正在拍攝一部關於我和我家庭的電影。於是頻繁回家，拍攝一週或半個月。由於我從小喜歡故事，讀小說和看電影，工作期間，我便開始創作詩歌和行爲藝術，同時接觸到很多優秀的獨立紀錄片和導演，我對電影有了新的期待。於是2018年8月，我決定裸辭並且不租房，當一名獨立創作者。這令我的父母很生氣。連續幾個月沒有收入的我，跟父母之間的爭吵也變得越來越多，我無法跟他們解釋我正在做的，他們也無法理解我的行爲。 海子15歲考上北大，離開家，在大學開始寫詩，他去世時26歲，跟當時的我一般大。海子的母親在海子去世之前從未看過海子的詩，甚至不知道“海子”就是兒子“查海生”。當我看到海子的母親在我面前讀海子的詩並用自己的方式解讀時，我被打動了。我想到，我的父母大概永遠也不會讀我的詩，他們也無法理解。我們之間如同有一座厚厚的牆，它很堅固，似乎不會消失。 我被一種說不清的情緒圍繞着。我感到自己必須拍攝下海子的母親和她所生活的“海子故居”。 拍攝過程中，作爲電影作者、詩歌創作者和前媒體記者，我的身份處於流動的變化中。大部分時間我只是客觀記錄下詩人母親的生活，但當我介入到這個空間越來越多時，我作爲前媒體記者的本能冒出來，基於中國社會快速發展物質卻忽視精神建造的基礎，我對操彩竹進行觀察的同時，也在觀察着發生在她周圍的一切，那些懷有不同身份和目的從各地來此朝拜的人，藉着海子的名氣開發當地文化旅遊的政府和媒體，一邊懷念着詩人一邊在海子文化園內工作的詩人的家人。這些東西都極大的吸引我，將我帶入更大的思考語境內，引發我對詩人母親和這個空間更多層次的思考。 最初我考慮過用文字寫一篇文章來記錄我對那個空間的感受，但我發現文本信息難以傳達當時我想做的。而影像這個媒介剛好合適，它可以直接把我看到的場景呈現在觀者面前。於是後來，我又連續幾次回到這裏，從2018年11月開始記錄，現在處於剪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