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蓮:1967 年 3 月 17 日詩人阿壟在獄中患骨癌去世。 1968 年 4 月 2 日我的父親彭柏山被造反派鞭打致死。他們兩人互不相識，素昧平生；既沒有書信來往，也沒有間接聯繫。但他們卻因爲捲入了同一起案件，定爲“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罪名而死。那個時代，死人的事變得司空見慣。面對周圍人的死亡，我似乎並不喫驚；甚至對自己父親的死亡，14 歲的我也顯得很理智。那時候，我們不知道怎麼都變得“堅強”起來。直到有一天，我去了紐約，在那裏讀書、生活了七年。看見了別人的生存狀態，我纔開始意識到一個人的價值，意識到家庭、父親對我生命的意義。回想往事，我對自己曾經有過的“堅強”感覺到恐懼：在什麼時候我們被教化成那樣，我們的生命爲什麼變得無足輕重？這一切都需要我從頭思考。這大概也是我和閩燕墨雨開始拍攝《紅日風暴》的最初動機。魏時煜:在過去的五年中，我目睹了胡風事件對牽涉其中的家庭的影響。在中國藝術常常被政治摧毀，我漸漸明白了爲什麼父母不希望我學習藝術。通過歷史素材和原創元素，《紅日風暴》不僅要交待胡風事件的來龍去脈，還要在歷史書的空白處，記錄受影響的家庭的故事。